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及其解决路径
发布日期:2020.07.01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 第1期

  作  者:梅  傲
  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国际私法教研室主任,国际私法方向联合带头人,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二十余项。


  自CEPA实施以来,粤港澳一直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三地间实现贸易便利化、自由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粤港澳三地间法律制度的差异,产生了管辖权、冲突法、实体法以及司法协助等诸多方面的冲突,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三地间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发生。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需要基于粤港澳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通过完善立法,强化司法和执法保护,纾解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困境,创新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知识产权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之现状

  1、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之立法现状

  基于粤港澳特殊的现实原因,三地尚未能制定适用于大湾区的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仅能以签署合作方案的模式来进行协调。自从CEPA签署以来,随着各分阶段协议的不断实施,在签署之时未能预见到的问题在粤港澳三地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深化中开始凸显出来。近年来,粤港澳在CEPA框架下签署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但究其内容而言更多的是对粤港澳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虽然粤港澳基于CEPA框架已经作出了一些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工作,如成立“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但此种措施仅仅是在政策层面抑或是执法方面作出的,尚不能解决粤港澳三地在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差异,或者说,尚未能在CEPA框架下制定一种有效的能够适用于粤港澳三地的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之执法现状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这一特点,以及粤港澳三地关于知识产权注册登记方面的法律规定的差异,使得权利人不得不履行繁琐的行政程序、支出高昂的程序性费用且需要漫长的审批时间,这不仅增加了知识产权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自由流通。为便利知识产权权利人了解各地知识产权的具体情况,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联合澳门经济局知识产权厅、香港知识产权署等粤港澳知识产权主管机构共同建立了“粤港澳知识产权资料库”,以便于权利人通过这一资料库了解粤港澳三地各自的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以及已经注册登记的或者正在审批中的专利、商标的信息。但实际上,此类做法“治标不治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法律冲突的发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制度的相异性所带来的问题。

  3、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之司法现状

  有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判决,常常由于地域性、公共秩序保护等诸多原因而在其他法域难以得到承认与执行。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于2019年初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该《安排》中双方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判决的范围首次涵盖了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案件。然而,尽管《安排》使得这部分知识产权案件在法律层面上有了被承认与执行的可能,但在审查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如公共秩序保留等事由而被拒绝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粤港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存在冲突。这种差异也恰好解释了《安排》将部分专利权案件排除在承认与执行的范围之外的原因。正是因为专利权相对于商标权和著作权,两地法律差异性更大,在这一过程中更容易被拒绝承认与执行。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仍属于以诉讼为主导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模式。诉讼这一传统的争议解决方式在大湾区知识产权领域尤其是在当前追求高效定纷止争的环境下,难以发挥其在其他领域内所具有的优势。

  二、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之溯因

  粤港澳三个法域知识产权法律的冲突,实际上是区际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当粤港澳三地中任一地发生涉其他两地知识产权纠纷,如粤涉港、涉澳时,则需要通过适用某一冲突规范援引相应的准据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但显而易见,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同,有关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必然存在差异。

  在知识产权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方面,粤港澳三地均采用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适用仍遵循了合同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允许权利人共同选择愿意受其支配的法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在争议发生时能够明确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从而迅速定纷止争。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未合意确定争议发生时所应适用的准据法时,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争议发生时避免因准据法缺位而出现争议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当事人未选择知识产权合同所适用的准据法从而由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予以确定,这在无形之中赋予了法院自由裁量权,并存在法院滥用这种自由裁量权以选择所谓的“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可能。知识产权权属及侵权争议。

  在知识产权权属以及侵权争议的法律适用方面,粤港澳三地存在差异,即冲突法所指向的准据法所属法域不完全相同,如在侵权案件中,中国澳门地区适用的提出保护要求地的法律与内地适用的法院地法可能并非同一法域的法律。而此种差异则会引起一种冲突,即当发生纠纷时,选择粤港澳三地中不同地方的法院起诉所适用的冲突规范不同,从而导致选择的准据法相异,最终可能会引起案件审判结论的差异性。

  三、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解决路径

  1、协调统一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随着CEPA的紧密实施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推动,构建有关知识产权区域保护的规则具备了可能性,并具有国际法基础: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所分属的三个法域各自独立,粤港澳三地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度设计是三个法域独立行使自有立法权的体现,亦是三个法域理性选择的结果;与此同时,粤港澳三法域中任一法域的制度安排不仅仅要建立在符合本法域利益的基础之上,也必须要同时兼顾其他法域的利益。同时,粤港澳三地加入的诸多国际条约,为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

  作为粤港澳三地政府间合作机构的粤港澳合作联席会议,可以其作为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统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主导机构,由该机构负责统筹这一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监督。而这就涉及到有关机构是否享有立法权的问题。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诸多区际法律冲突将会产生,现有的法律制度难以在新形势下完美地解决此类法律冲突,因此对现有法律制度的修改也成为一种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必须要出现某一特定机构,赋予其相应的立法权,以制定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统一适用法”。

  这一“区域统一适用法”的制定并不能一蹴而就,其必然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发展以及CEPA的不断完善而循序渐进。在目前的阶段,相对缓和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办法是基于CEPA框架签订新的补充协议以便纾解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造就的困境。政策互认是消除区际知识产权冲突、实现统一立法的重要途径。其目的主要在于协调三地知识产权程序法以及冲突法、实体法中的有关规定。知识产权冲突规范方面主要是统一现有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规定的不同;知识产权实体法方面主要是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中的有关法律概念、法律术语以及其他实体规定进行互认统一;知识产权程序法方面主要是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免申请费用以及代理资格等其他程序方面问题。

  大湾区还可参照欧盟、美国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域性规则,即制定示范法这一模式,为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区际法律冲突提供经验。欧盟采用开放协调机制,这一机制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即基准设定、最佳实践、定期评价、共同学习。

  其一,基准设定,即由欧盟制定一个纲领性的、普遍适用于各国的一个评定标准,或者说设定一个既定目标起到指领各国行为的作用;

  其二,定期评价,即各国根据欧盟设定的目标,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本国的行动计划,并且由某一常设机构在该计划的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并评估执行效果;

  其三,最佳实践以及共同学习,即欧盟对各国行动计划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并结合评定标准和既定目标,选出最佳实践,并且倡导各国共同学习。

  美国经常、广泛地采用示范法的方式,即由学术机构等编撰某种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示范法,各州以该示范法为框架,制定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法以谋求法的统一。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现有法律模式的特点,既可由粤港澳合作联席会议主持制定示范法,亦可对学术机构等组织拟定的示范法予以认可。这一示范法仅作为建议参考而不具备强制法律效力,粤港澳三地政府在示范法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变通,实行相同或类似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过示范法在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由粤港澳合作联席会议在对示范法施行过程中大湾区所出现的新的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的基础上,以示范法为框架,结合大湾区知识产权发展的的实际情况,制定大湾区内统一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而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模式的统一协调。

  2、建立粤港澳知识产权互认机制

  知识产权互认机制主要是指在粤港澳任一地取得某项知识产权之后,可以同时取得其他两地对该项知识产权的承认,并给予同等保护。有的学者提出“一件技术、一项申请、一次授权,同时在三地取得同样效益”的构想。即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粤港澳任一地提出申请,一经授权,即可在其他两地获得法律保护,无需再到其他两地重复提出申请。实际上,粤港澳知识产权互认机制并不是毫无经验可供参考。内地的专利权在中国澳门地区可以获得延伸性保护,内地的权利人无需在澳门重复提出申请,仅需要在中国澳门地区进行简单登记即可获得保护。故粤澳之间可以将此种模式扩大到商标权领域,粤港之间可以参考粤澳的模式实现专利权、商标权的互认,最终实现粤港澳三地之间知识产权的互认。这一政策互认机制可以避免由于法律规定不同而造成的程序繁琐、费用高昂等诸多问题,极大的便利知识产权权利人获得授权,并且促进知识产权的流通、转让以及许可使用。

  3、推动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处理知识产权纠纷

  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因其具有诉讼不可比拟的优势在纠纷的解决中颇受当事人青睐,尤其是具有准司法性质的仲裁。通过仲裁解决知识产权争议在近年来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的成立更是彰显了世界范围内广大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仲裁的认同。与诉讼相比,知识产权仲裁具有如下优点:

  其一,知识产权存在保护期限,仲裁适用一裁终局制度,而且程序较为简单,可以高效地解决纠纷,避免复杂冗长诉讼程序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成本;

  其二,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专利权纠纷多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仲裁可以选择在知识产权方面具有专业性较强的仲裁人员,避免因法官对知识产权技术性问题的疏于了解作出存在瑕疵的判决;

  其三,知识产权纠纷可能会涉及商业秘密,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保密有着极高的要求,仲裁保密性强,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一般都不公开,更能保护纠纷所涉的商业秘密;

  其四,知识产权判决在其他法域得到承认与执行的难度较大,而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只要不违背公约及有关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仲裁裁决均能够顺利地在其他法域得到承认与执行;

  其五,当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前沿的技术内容而法律未作规定或规定滞后不能提供法律依据时,仲裁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解决,例如,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作出裁决。

  4、完善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制度

  由于多个法域的法院同时获得管辖权而引起的管辖权冲突以及冲突规范冲突而引起的当事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院起诉。在前文所提到的《安排》中,对于作出被承认与执行的知识产权判决的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了规定,可以看作是对当事人在知识产权纠纷中挑选法院行为的一种规制。当某一法域的法院本不具有管辖权,或者数法域的法院均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考虑到《安排》对管辖权以及可承认与执行的判决类型的相应规定,考虑判决被承认与执行的难度,建立区际案件移送制度不失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建立区际案件移送制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解决在多个法院享有管辖权或者已受理案件的法院并非最合适的情况下,将案件交由最适合审理此案的法院,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管辖权冲突的问题,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甚至可以避免当事人在多法域同时起诉而发生的平行诉讼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域外判决转变为域内判决,无需进行对域外判决的承认这一过程而直接作为域内判决加以执行,即不存在判决被拒绝承认与执行的风险。